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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堡,点亮回家的路 ——试论太行古堡的核心价值
2019/5/17 15:47:16  点击量:   来源:谢红俭 史志山西


国内首部大型古堡实景剧 《古堡!古堡!》


我想就这些年的一些思考,谈谈对于晋城区域内太行古堡核心价值的理解。这也是《古堡!古堡!》一剧带给我们的思考。

有人说:古堡代表着旧时的封闭;还有人说:它代表着落后和保守;甚至有人说:它是腐败的产物。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听到过各种各样对于古堡的不同声音。

过去提到“堡”,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欧洲的古堡。在《山西十大民间古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对于古堡的印象多来自国外,特别是欧洲的古堡……在中国内地也有数量繁多的古堡,而国内古堡存量最大,分布最密集,品质最高的地区就在山西。皇城相府是山西古堡中总体品质最高的一个。

为什么我们山西的堡寨特别多,为什么晋城会留下这么多丰富多样的古堡呢?一个地方的特色肯定是跟它的地域有关的,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首先要去了解它的地理环境。张保平老师说过一句话:上党梆子就是流动的王莽岭,王莽岭就是凝固的上党梆子。说的就是文化和地理的同一性,它们都是同源的。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建筑风貌,甚至家具摆设都是具有同一性的。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居于第二阶梯的太行山南部的晋城基本上属于核心区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变成兵家必争之地,民众经常生活在动乱中。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有:春秋战国的长平之战、北宋的巴公原之战,还有就是明末的动乱。晋城遗留的大部分是民用堡垒。之所以要建“堡”,就是因为在动乱时期,政府无力来保一方平安,民间不得已自发组织的一种自救的方式。所以这些古堡,包括古堡遗址大部分都和动乱有关,包括阳城屯城,沁水武安、高平马村一带。

在动乱的环境之下,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在北宋时期,我们山西就是中国最北方,大同已经是契丹族的辖区了。到了南宋的时候,北方被金国女真族占领,晋城又变成了最南方。绵柔的农耕文化和浓烈的游牧文化不断冲撞和交融,最终形成了我们山西人独特的性格。我们听的是铿锵有力的上党梆子,我们心里想的是杨家将、岳家军。老百姓每天在各种冲突中讨生活,在夹缝中求生存,那种碰撞和不安全感最终塑造了晋城人好强不屈,抗争自求的精神。所以我理解的古堡的内涵,就是三个字:活下去。有体面和尊严地活下去。再简化一下,其实就是两个字:生存——为了“活着”。

皇城相府的主人,参与过《明史》编修的陈廷敬正是出生于明末动乱的年代,他从小耳濡目染了许多类似的故事,所以在编撰《明史》的时候专门列了一个《流寇传》,这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是唯一的。正是这种江山不稳,风雨飘摇加速了古堡的修建,根据正史资料,当时在沁河流域一共修了54座古堡,也是现在保存比较完好的核心区域。

现在晋城区域内的古堡遗址大概117个,遍布太行古道和丹河沁河流域,主要修建于战国时期、宋金时期、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叶。古堡的遗址基本上都是沿着大道和河流来分布的,和晋城的古村落是连在一起的。古堡其实就是古村落最坚固的那部分,因为修得好才得以留存下来,但是经过几百年的风化,很多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了。

2018年12月底,住建部公布了传统村落的数据:全中国有6000多个古村落。山西有545个,排在第五位,前四是浙江、贵州、云南和湖南。以市排名,晋城市排在第六位,共有162个。如果以县排名,高平在第八位,泽州在第九位。古村落的数量和古堡的数量基本上是吻合的。

现存的古堡在形式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村为堡、村中堡、村边堡。古堡虽然是为了抗击,但主要还是以居住为主,大部分都是以村为堡,像窦庄、湘峪、郭峪、柳氏民居。村中堡最典型的就是皇城相府,它是双城堡结构,内城是明代的,外城是清代的,是非常难得的好品质,在全国几乎没有见到这样的乡村建筑。砥洎城、郭壁、良户、冶底等也都是村中堡,中庄的暗堡是比较特殊的,修在夹墙里,有很强的隐蔽及防御功能。它们的建筑材料大部分都以土木砖石为主,属于比较典型的中原建筑。第三种是村边堡,为了躲避战乱,经常修在陡峭的山崖上,比如泽州东贤子的仙台寨,石淙头的躲兵寨,建筑材料主要以青石为主。特别神奇的是,修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的仙台寨,分为上下两层,它的中间还有一个水井,那么高的地方现在居然还有水。

我每次从河南回到晋城的时候,感觉整个晋城就像一座拔地而起的城堡。古堡,就是历史浓缩在此的一种留存文本,一种文化基因的解码器,是晋城文化的多元展现,你可以从它身上看到很多的点和面。

一、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古堡建筑

中国有多处类似的乡村建筑,最接近的当属福建土楼和开平碉楼。福建土楼修建在明末清初,为客家人修建,大部分是夯土建筑,有堡无碉;开平碉楼主要分布在广东南岭,它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年左右,是当地人到美国淘金发达之后修建的。开平碉楼融合了西式建筑的欧美风格,通常都有四五层高,有碉无堡。在时间的悠久、建筑风格的多样和文化内涵深厚方面,太行古堡都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第一,它是平战结合的乡村建筑。

平,就是和平时期;战,就是战争时期,它具有和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相同的功能,既可以居住生活,也可以防御战争,这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他们大多依山徬水、高低错落、形状迥异,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

第二,它是宫廷礼制和民间工艺的有机结合。

宫廷礼制讲究对称,有中轴线,比如乔家大院就是一条通道进去,左右的院子互相对称。但是晋城是山地,不可能做到中规中矩完全对称,所以就因地制宜,融宫廷规制与地方特色为一体,巧妙地把封建礼制与民间工艺有机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它还非常大胆。在过去皇家以九为尊,民间是不允许有九数的。令人惊异的是,郭峪的汤帝庙就刚好是9间。对此,裴池善老师认为:这是一种巧妙的民间智慧。商汤本身就是一个帝王,他可以从帝王的角度来配享9间。

第三,它融合了南北建筑文化的特点。

由于多位主人异地做官,古堡建筑融合了南北文化,既有北方的大气,又有江南的秀美。比如说皇城相府,它的月亮门、小花园里的鱼池就带有典型的南方风格。

第四,它还融合了西方文化建筑元素。

玫瑰堂是最典型的西式建筑,建于一百多年前。上庄、湘峪古堡、窦庄的常家大院,将西方建筑元素融入古堡,或加以点缀,比如曲线造型。

最重要的一点,它具有浓郁醇厚的文人气息,体现在门楣、楹联、家具以及各种木雕、石雕、砖雕等细节上。2012年,马未都在北京做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展,当时展览了大概70多件展品,其中有34件就来自晋城,直接刷新了我对于晋城古典家具的认知。事实上,晋城古典家具特别具有文人气息,它大气、方正、简洁、厚重,在中国收藏界是非常有名的。

晋城古堡之所以成为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离不开匠人背景。自宋代开始实行匠户制度,“九头十八匠”源远流长。自明代开始又有北京服徭役制度,增加了工匠们交流学习的机会。晋城匠户的精湛手艺与主持修建者的思路结合起来,创造了晋城古堡的独特风格。它是中国文人与乡村文化的有机结合,代表着中国乡村古堡的最高成就。

二、铁花飞溅的冶铸之乡

刘伯伦老师有一句话:晋城的进士都是铁铸出来的。晋城古堡的很多主人起家都是和铁有关的。《古堡!古堡!》讲的就是铁生和蚕姑的故事。

《中国冶铁史》说,晋中、晋南、晋东南是出土公元前3—5世纪铁器最多的地区,这里是战国时期中国冶铁的一个中心。

丰富的矿藏使晋城成为中国早期的冶铸之乡,也是手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润城镇最早的时候叫槐树镇,后来就叫铁冶镇,明代的时候才改名叫润城。洎,也是润的意思,指的是丰厚有营养的肉汁。富足是明代沁河流域的一个特点。有句话叫:润城茶壶刘善鏊,安阳砂锅蒿峪笼。当时的每一个村都有自己生产的产品。润城的茶壶,我查到现有的资料是年产2万个。在明万历十八年(1590)的时候,泽州要向朝廷进贡砂锅19500个。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需求量,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需要各种日用生活品,他们过来朝拜,朝廷就将砂锅作为珍品赠送给他们。

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也给我们研究古堡留下了详实的资料。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是李希霍芬提出来的,他的学生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国。李希霍芬先后两次来到过山西,1870年从柏林来到了晋城,因为当时大阳的针供应中国大部分家庭,所以他重点去了这些冶铁的小镇。

1870年5月的一天,李希霍芬站在天井关下,观察着5米宽的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并在《中国旅行日记》中写道: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在中午时分,20分钟内有102辆骡车、108个背货的苦力经过。每辆骡车能装载266磅,每个苦力挑一公担(100斤),合计这么短时间内就有25吨,形象点说5节火车车皮的货物经过。

我估计,这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的货物总量可以达到150吨,大多是些铁制品,比如铁丝、钉子、铁锅、铁炉子、铁犁、车轮子和各种工具的配件。这些铁制品大概占到60%,大块的无烟煤占30%,剩下的10%包括内蒙古的骆驼毛、高粱酒、陶罐、中草药和其他东西。

上千的人和骡子在这条路的双方向上来往。和中国其他道路相比,这条路的繁忙是突出的。从远古时代开始,这条路就已经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道路了。

山西自古就是中国产铁的地方,早期的几个封建朝代都从那里开采铁矿用来制造兵器和其他的铁制用具。那时就走现在这条路,之后再走水路向其他方向运送。

随后李希霍芬继续北上,看到:丹水河谷里有许多看起来很富庶的村庄,都是砖砌房子,有两层也有三层的。这一地区还有不少建造宏伟的寺庙,私人住宅建造得很有特色,尤其是华丽的屋顶设计,别具一格。

2008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到访皇城相府,不知是否也曾有此感受?《古堡!古堡!》中铁花飞溅的背景,也让观众再次感受到铁的欢乐。

三、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高平最早叫泫氏县,那里有条河叫泫水,泫水河畔是我国丝绸的发祥地。”(据李玉振老人的回忆录)

泫,可以看成一个人提着蚕茧在河边缫丝。晋城民间建筑多为二层,二楼就是专门用来养蚕的蚕房。晋城曾是个盛产丝绸的地方,明清时,几乎家家养蚕。一到春初,妇女们便开始打扫房舍,布置洁净的养蚕房。在山头、沟谷中,到处可以看到采桑的妇女。

《郭峪村志》里记道:当时有一个姓郭的人家,从高平迁到郭峪,带来了缫丝技术,还会染丝织锦。在这家的带动下,郭峪的缫丝技术也不断发展,名闻阳城。为此郭姓聚居的小山沟被人称为“打丝沟”。



三月山前戴胜飞,

女桑猗傩魁荆扉。

马头娘子谁先祭,

满箔春蚕叶正肥。

 ——《山居岁时》

清乾隆年间诗人王炳照的《山居岁时》描写的正是这样一幅乡间生活场景。桑叶田田,最是农耕时代妩媚的风景。中国大地几千年的社会基本图景就是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桑织。《古堡》中的蚕姑,就是她们的写照。

潞绸是明清两代的重要纺织类贡品。据记载,慈禧生儿子之后,咸丰皇帝赏18床潞绸被。根据《潞安府志》上的记载,由于朝廷对于潞绸过度索取,需求量不断增多,而所付金额却不断减少,导致很多工人罢工毁坏织机,潞绸随之也大幅减产。大阳的张养蒙万历十九年(1591)在中央工作,曾因为反对增派潞绸5000匹,被贬为河南右参政。

现在晋城带“桑”字的村子还有38个。近年有专家考证说,沁水南端的南阳村与中国古丝绸之路关系密切,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

四、万里茶道上的贴心驿站

《古堡》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男人外出走四方,女人晨夕三炷香。万里茶路长又长,日日盼你早归乡。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它从中国福建崇安(现武夷山市)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现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之多,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1857年,马克思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000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这么大的交易量,主要都是由晋商来完成的,当时有记载:晋商买卖城,一街三巷,“万货云屯,居然一都会也”。为什么会选择晋商?

从地理上来说,山西地处山区,种粮并不是我们的优势,本身也不是纯农业地区,但是我们的手工业特别发达。我们的铁质量特别好,煤特别洁净,燃点高,都是专门供给皇家使用的。正是因为拥有这些资源,所以我们借此和周边进行交换,发展当地经济。宋元明清以来,山西形成了十大行业:盐业、铁业、茶叶、丝绸业、棉布业、粮油业、颜料业、杂货业、典当业和木材业。

明朝建国后,沿着长城陆续设立九个军事重镇,也称“九边”,驻军百万,山西居中,就设了“两镇”。一份资料记载中,称边关需要军马30多万匹,每年购买粮食花费150多万两白银,其他各项开支580多万两。为了满足军队生活需要,朝廷开始推行“开中制”,以粮换盐,尤其鼓励山西商人进行双边贸易。这项政策直接推动了南北物产的流通和山西商人的流动,政府设立的东马市、西茶市也给山西商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造就了最早以实业起家的泽商。

洪洞大移民也丰富了我们的人脉资源。明代初年人口的流动很频繁,很多古堡的主人就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以柳家为例,现在考证,他们可能是柳家的一个分支,以经营盐业起家,是从翼城迁移过来的。当时的润城河街,来往的车辆像流水一样络绎不绝,打扫街道的儿童就有几百人。上伏的古街道驿站,几十家字号中,汇集了来自全国的八大商号的会馆。两处“留人起火店”,更是透着人情的温暖。

万里茶道兴盛了300年,在1904年俄罗斯修建了一条铁路之后,茶道才慢慢开始荒废。而在解放前,内蒙古中部也属于山西的管辖区域。山西商人在万里茶道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目前与万里茶道申遗相关的山西首批遗产提名点有8个:

大同市新荣区得胜口古堡群

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

忻州市代县的雁门关

太原市迎泽区大关帝庙

晋中榆次区常家大院

晋中太谷县曹家大院

晋中祁县古城

晋城泽州县碗子城、“羊肠坂道”题刻等

万里茶道是由50个城市同时进行申遗的,为了配合申遗,晋城市文物局、旅游局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组,第一批考证了277个跟万里茶道相关的点。万里茶道几乎贯通了山西所有的古城堡。作为万里茶道的入晋口,碗子城可能会成为晋城市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

许多晋中商人,以走西口的方式在万里茶道上讨生活。泽商主要向南部西部发展。永宁寨的张百万就是在万里茶道上发迹,集聚了百万家财。润城中庄村有360户,其中就有259户在外经商养家。下庄除了老人孩子,116名青壮年都在外面经商。沁河古渡口郭壁镇,传说日进斗金,留下了“金郭壁,银窦庄”的美谈。

五、儒雅博学的古堡主人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德。《古堡!古堡!》中的五福,就是读书人的代表。

我们都听过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是54岁中举,他之所以喜极而疯就是因为科举代表着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千年科举,十万进士。晋城的进士人数从唐开始一直稳步上升,在明清两朝达到鼎盛,其中明朝146个,清朝136个。明朝进士凤台、阳城都是47名,其次是高平23人、沁水21人,最少的是陵川。陵川在金的时候最多有28个,到清代的时候开始下降。

在金代,我们出过一个状元叫李俊明,著有《庄靖集》。他非常出名,据说忽必烈三请出山都回绝了,专心从事本地教育。和古堡有关的进士,年纪最大的是窦庄张五典,37岁中进士,年龄最小的是皇城的陈廷敬和砥洎城的张敦仁,他们都是20岁中进士。历史上,中进士年龄最小的16岁,年龄最大要到70多岁。

1646年,阳城的白岩书院一次就中进士10人。阳城县的“十凤齐鸣”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科举辉煌,留下了美谈。1651年又一次中举十人,再创“十凤重鸣“。

关于晋城文人士大夫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志中均有记载。

泽州大箕王允成曾上书:“……招权纳贿,作威作福。二竖(刘朝、魏忠贤)弄权于外,客氏主谋于中,王振、刘瑾之祸将复见于今日。”乾隆皇帝曾评价:御极26年,未见中直如此人者。

敢于担当的窦庄张铨领战东北,战死辽东。

砥洎城的张敦仁在苏州做知府的时候,遇到大旱老百姓欠收养不起耕牛,他就自己花钱把牛买回来养着,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用牛的时候,再以很低的价格还给老百姓。

他们个个善待百姓,泽被乡里,积极热忱帮助地方经营。54处古堡,正是在他们的倡导带领下修建而成,是他们与百姓在动乱中共同营造的温暖家园。

这群士大夫的共同特点是:富有才华,做事认真,体恤民情,为人正直。显示出心理性格、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的同一性。《泽州府志》等地方志评价他们:在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外则忧其君,都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郡县风范、家国情怀的真君子。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骄傲地说:“一隅之地,乃载多贤。泽之明贤与太行同其峙。”            

六、神话之乡的商汤传承

在晋城有许多的神话人物和传说,像炎帝、女娲、精卫,他们的故事都是和大自然、老百姓有关的。在现存的庙宇中最多的就是汤帝庙,作为一国之君,他敬天爱民。在商汤二十四年的时候,天下连续7年大旱,所以汤王就率领官员到析城山去祈雨,7天中他们完成了各种祭祀活动,但是始终没有下雨。最后,汤王就主动走到了柴火架上,要以自我焚烧的方式来感动上苍。他的妃子们苦苦相劝但是汤王不为所动,她们的泪水飞洒出去,于是河边就开满了烟粉花,最终感动了上苍,大雨倾盆而下。

华中科技大学在沁河流域调查了古堡中的116处庙宇,文章称:这些庙宇始建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之后历朝均有遗存,明清时数量最多。可大致分为五类,即为佛教、儒家、道教、地域和多教派合一形式。其中地域神庙为65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祭祀成汤文化的庙宇最多,其次为龙王庙、土地庙等。佛教寺庙24处,道教庙宇11处,儒家6处,多教派10处。

古代的庙宇就像今天的文化活动中心,当地的百姓们在这里开展各种活动。

祭祀:春天的时候,他们祈祷一年风调雨顺,秋天的时候他们感恩五谷丰登。现在我们的民间十大碗,“八八六六”最初都是祭祀品,慢慢地才演化成我们今天的美食。

裁决家族纠纷:在庙宇里可以看到许多道德碑、乡约碑,记录着当年的乡社规章和一些违约故事。在郭峪的汤帝庙进口的墙壁上,就有这样一通碑刻。

看戏:戏这种形式最初就是从庙里发展起来的。最开始是傩戏,是人和天地连接的一种形式,主要表演给老天爷看。后来慢慢演变发展成了地方戏,在我们晋城就是上党梆子。目前中国最早的戏台就是我们高平的王报二郎庙戏台,修于1183年。


庄子曾经说过:物物者非物。意思是:我们看一个物,不能单一从物的角度去看它,而要以道去观物,以人去观物。所以,庙宇、古戏台也不仅仅是一个留存到现在的古代建筑。

庙宇是一个绵延相继传承有道的地方;它表达敬天爱民的思想,是老百姓的精神家园;它还是文人诗文结社、互相往来的一个地方,甚至是他们仕途失落,落叶归根回到乡里教孩子读书的一个地方。庙宇不仅承载了文化和娱乐的功能,还提供信仰和精神的功能。

舞台和戏剧的变迁,可以让我们看到戏剧的发展史,看到我们文化的发展史,看到我们社会的发展史。

晋城古堡,是太行山南部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

《古堡!古堡!》最后,孩子问奶奶:“奶奶为什么不离开家啊?”奶奶说:“我走了,怕你找不到家的方向。”

太行古道,穿越在南太行最美丽的山水之中。晋城古堡,就是当年人们落脚的地方,是镶嵌在这条古道上的明珠,是远行者的心灵归宿。

古堡,为我们点亮回家的路。

责编:贾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