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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家风:杜绝特殊,近乎“苛刻”
2019/5/21 17:18:33  点击量:   来源:孟 红 史志山西


家风建设是党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位高权重的周恩来一向重视家风建设。他虽无亲生子女,但因周家有几门亲戚,上上下下几辈人不少,也存在衣食住行、就业上学等问题。因此,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如何治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仅用工资扶助亲友长辈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后辈的责任;他抱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自己及亲属杜绝任何搞特殊,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了为人称颂的良好家风。可谓“严”字当头:律己严、持家严、规矩严。



一辈子严守党的保密纪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权,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始终秉持如下的“过关”准则来约束、规范自己,他说:“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为此,周恩来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

个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

对于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邓颖超,周恩来同样秉公用权,坚持原则,更加倍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地真正做到了严守党内纪律和规矩。早在1925年8月8日于广州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

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能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

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后来,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此事,知道后也会支持丈夫这样做。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照

1982年6月,在党迎来61岁生日前夕,邓颖超回忆起夫妻俩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时,十分感慨地说:“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二人恋爱时都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在通信中从不提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理想及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组织沟通才知彼此都是党员。婚后,二人也常相互提醒,约定:

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并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状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周恩来就要离开武汉,当天晚饭前后,他才告诉邓颖超:我今晚要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直到50多年后,邓颖超忆起此事时说:“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20世纪50年代初在西花厅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办公室,他经手的文件都有极严格的保密制度。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不进。办公室有3把钥匙,周恩来、机要秘书、值班卫士各一把,她没有。直到周恩来得了癌症,有些秘密不说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说了,他对她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也感慨地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她不谋求权势,从不打周总理招牌办事;处处谨慎,避免给他招来麻烦;从不借助他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受人尊重。

197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

二人的典范为人及家风昭示人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秘密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就是共产党铁的纪律,这就是党的事业坚不可摧的一个重要原因。



制定旧居“三个不准”



周恩来曾说过:“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房》。”由于诸多因素此愿没能实现。但其一生,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文化形态,给后人留下了有关“房”的日记、谈话、书信等史料,仍使我们读到了一部有形与无形相结合的传世著作。

淮安周恩来故居

为把故居处理好,周恩来常向家人了解情况。据他的堂侄媳孙桂云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两次向她了解故居情况,并且交待了处理意见:一次是“1961年8月,我第二次去北京,一天伯伯对我说:‘家里的房子全部要让人住,不要空着,空着浪费。’又说:‘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叫邻居也不要说。’我根据当时县委的安排,向伯伯汇报说:‘有的已做县委学习室,有的做儿童图书馆,其余的大部分让居民住了。’伯伯听了说:‘房子要处理掉,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可以盖学校’”。再一次是“1974年8月1日晚,我最后一次见到伯伯。伯伯第一句话就问起家里的房子问题。伯伯问我:‘还有没有人去(参观房子)?’我说:‘县委很重视,层层向下传达了,不准去参观。但外地还是不断有人去。’伯伯说:‘你们要劝说去参观的人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旧居。’接着又说:‘要把我住过的房子拆掉,不能和毛主席的旧居比。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伯母(邓颖超)说:‘你们拆迁,我们给钱。’我说:‘拆房子要经地方政府的批准。’伯伯点点头。但是伯伯说:‘坏了就不要修了,坏一间,拆一间,统统拆掉了,我也就放心了’。”

周恩来故居里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据当时在县委办事组工作的王宝瑾回忆,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受周恩来委托,打电话给淮安县委负责人,谈故居处理问题严格规定“约法三章”:“1973年11月13日晚上9时,我在县委办事组值班,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打来了电话,电话是我接的。吴庆彤说:‘要县委负责人接电话。’当时正好刘守庭副书记在场,我把电话交刘接。吴在电话中说:‘总理听到了反映:1、要动员住在他家里的人搬家;2、要维修;3、要开放让人参观。是否是这个情况?总理要县委调查后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我一一记录在电话记录簿上,第二天立即向县委常委做了汇报。”

1973年11月14日,王宝瑾带着吴庆彤在电话中提到的3个问题,去调查了解周总理故居情况,并询问了周总理侄儿周尔辉,周尔辉说:“没有叫人搬家的,也没有维修,仅仅是外地有人来看看。”晚上,王宝瑾就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1973年11月17日,国务院又来了电话。吴庆彤传达了周总理的3条指示:

1、不准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18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后,作了3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准维修房屋;3、我们要在机关干部会议上动员,不组织、不带领人去参观。县委书记江维邦说:“要把总理意见和县委这3条,向地委办公室汇报。”当晚王宝瑾又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吴庆彤主任在电话里说:“我会把你们这3条,向总理汇报。”

30日晚,吴庆彤又来电话说:“你们的3条,我已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表示满意。他说,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12月5日夜里,吴庆彤来电话,指明要县委书记接电话,问他是否知道那“3条”?是否执行了?江维邦回答: “已执行了。”

从此,周恩来对故居的“约法三章”,就在干部群众中传开了。简单几字的“约法三章”,令我们对周恩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宣传自己的崇高精神,油然生出崇敬之情。

“三点指示”毫不留情

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对晚辈们都十分爱护与关心,而这份亲情则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上,他给晚辈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

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纵观以上十条,可以归为一个核心意思:周恩来是国家的总理,管理着中国这个“大家”,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事做起,决不让亲属之事影响“大家”,决不让亲属沾自己的光。再细一点说,一是无论做什么事,包括对学业和工作的选择,都不要先考虑自己,而要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二是决不允许家人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周恩来曾对晚辈们说过:“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这一代要好好地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他要求亲属在外面不能讲同他的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一个普通人。他不仅提出要求,并且严格监督,管得很细。

在《十条家规》里有一项是“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周恩来对此执行、监督得很严。他从不用公车办私事,平时去理发、去医院看望病人,都按私人用车付费。外出工作时,绕道看望一下民主人士,也按私事用车付绕道费。周恩来不用公车接送来京亲属,即便他的婶母来也如此。有一次,两个晚辈有急事用了一次公车,周恩来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并告诉秘书:“交双倍车费,从我工资里扣!”这种做法,现在很多人大概难以理解,但那时周恩来真的就是这样做的,多么难能可贵啊。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严于律己的周恩来对行车还有专门要求。除要求司机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外,他还特意“约法三章”:“一是车开到影剧院、医院、学校等附近时,不许按喇叭。”周总理说,这些地方是人们休息、学习和娱乐的场所,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后来自己生病去医院,也不让把车开到病房区,而是提前下车,步行到病房。“二是车开到交叉道口时,必须减速行驶,慢慢通过。”他说,你把车子开快了,那会惊吓群众。“三是在阴雪雨天行车时,如果车旁有行人或骑车的群众,不许开快车。”他说,这时车速一快就难免把泥水溅到路旁行人身上,他们对着你的车骂娘还是小事,长此下去,我们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会越拉越远。他说:“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党是绝对没有前途和希望的。”

1956年4月,周恩来同亲属在西花厅合影

陈绣云是周恩来十四姨娘的女儿,比他小十多岁,是他嫡亲姨表妹。1908年,他生母、嗣母相继去世,而他又要离家读书,两个弟弟无人照管,只好将6岁的小弟弟周恩寿送去十四姨娘家,请她代为抚养了两年。因此,十四姨娘对他来说,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时,陈绣云就主动与表哥周恩来联系。他因工作忙,无暇回信,邓颖超便按他的意思给陈绣云写了一封回信。陈绣云拿此信找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安排工作。妇联便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松江县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其身份,加之新政府也确实需要用人,就把她安排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

1982年,邓颖超到全国妇联看望新老工作者

当时,扫除文盲工作面广、工作量大,要经常下农村,可她不肯下乡。当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业务不熟,又不愿好好干。

1951年8月,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获悉后,就去邓颖超的住地看望并向邓颖超诉苦,提出要去北京找周恩来给她安排一份好的工作。邓颖超婉转而又明确地拒绝说:“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病稍好之后,邓颖超给陈绣云写去一封信,信中说:

绣云表妹:

来沪以后,因病不能同你详谈,曾托胡耐秋同志告诉你一些独立奋斗的意见,希望你采纳。解放了,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从旧的统治下翻了身,我们还需要从思想里用自己的努力掏出那些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渣滓,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你的来信和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你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仍然存在有依赖的思想。这必须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坏东西,必须要勇于抛弃它,你才能获得在新社会里开辟你自己前途的力量与勇气!

上海正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封锁实行精简、节约、疏散……等六大任务,这个方针你一定会在报上看到,因此,找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人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因亲故而违反原则。特告你。

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义务工作为宜,现人民政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直接前去接洽。

此复并问近好!

邓颖超8月17日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松江县印刷厂的领导又调她到食堂搞伙食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比原来工作辛苦,而且厂大人多,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她不堪忍受群众指责,主动提出离职。

松江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有关陈绣云的材料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

一、予陈绣云开除;二、给予劳动改造;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陈绣云这才真正认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表哥这棵大树完全错了,便找到华东局妇联,一再检讨错误,请求重新给予工作,结果未能如愿。后来,她报名支边,得到批准后去了大西北甘肃,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退休返沪,后于80年代中期去世。

周恩来、邓颖超与亲属合影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三点指示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的。如“开除”一说,那是因为我国刚刚建立,希望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若谁自己提出不干革命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抵触或对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改造”一词,并非现在司法意义上的“改造”,而是令其在艰苦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至于他“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则是明确向她和他的所有亲属宣布: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周恩来的亲戚不能以我名义向人民讨价还价。

周恩来同亲属共进便餐

1964年8月,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在周日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

8月2日下午的家庭会上,他主要向亲属们讲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出身的封建家庭一事。先回顾了周家的历史,接着介绍他从封建家庭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使亲属们提高认识,跟封建家庭的影响划清界线。他认为,要与封建家庭划清界限,必须向工农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8月10日的家庭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具体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

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首先讲到过好思想关。他认为,必须树立正确的宇宙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说,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颠倒了是非。故要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亲属分为三类人:一是自己不能创造环境,要帮助的;二是可以自己创造环境,自觉改造自己的;三是党团员和青年们,要不断进步,并且帮助后进的亲属们共同进步。要求晚辈或青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是他一贯的想法。早在1939年3月他去绍兴时就曾给青年们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1963年5月他又对一个侄儿说:“要永远感到不足,思想才能不断进步。我革命40年,难道没有一点旧思想了?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番话,正是他一生的思想写照。

接着讲了如何过政治关的问题。他教育大家,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他认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讲到过亲属关时,他使用了“投降”二字:“我们是出身于旧家庭的,我要带领你们向无产阶级投降。‘投降’这两个字不大好听。20年前延安整风时,文艺界人士也怕听这两个字。后来,朱总司令讲话,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说:‘我现在才投降无产阶级。’那些人听了,才考虑到应该向无产阶级投降。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改造他们,拖着他们跟无产阶级走,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随后,周恩来又给大家阐述了过社会关和生活关。最后,他对晚辈们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

1951年7月15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同侄儿女在颐和园

早在1945年初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在山东被国民党抓起来,让说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严刑拷打后没几天就含恨离世。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夫妇,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能正常上班。周恩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拿着人民的‘小米’(指工资),又不能正常上班,干脆提前退休吧。”若正常退休,能拿到70%到80%的工资;而提前退休,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周恩来便说:“你们的生活、看病钱,我出。”他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三弟、50元给二弟媳。看病吃药钱也是他根据需要另出的。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参加工作、王兰芳去世。并且他专门交代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周家这些后代,住房虽然寒酸、生活虽然清苦,但从未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未向谁抱怨过一句。

周恩来与晚辈们合影,他左侧后是侄儿周尔辉,右侧是嫡长侄女周秉德

周秉德系周恩寿的长女,自12岁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晚辈。她回忆:“伯父伯母从我们小时候就教育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任何特殊化的思想,小时候是普通学生,长大了以后就是普通劳动者,他连普通干部都没有讲,他说你们长大了以后,就是普通劳动者。”年过八旬的她至今记得,周恩来对自己和亲人近乎“苛刻”:“他住的西花厅的老房子都是大青砖,很潮湿,伯伯和伯母经常腿疼。有一次,秘书趁他们去外地开会时给室内装修一新,伯伯回来后大发雷霆,坚决不住了。”她说,周总理为此两次主动在国务会议上做检讨。她深有感触地说:感觉《十条家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体会,比如不能专程到北京看望他,不要宣扬与他的关系、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等,他一开始时,就对我们这么严格要求,他推心置腹地跟我们讲,不管做什么事,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

[本文来源于《党史文汇》2018年第3期,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党史研究七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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