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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处士乔言墓志小识
2019/8/29 11:54:11  点击量:   来源:冀美俊 史志山西

摘要:发现于太原市晋源区的初唐乔言墓志,是中国行书入碑的早期实例。墓志行书临摹李世民亲书《晋祠之铭并序》乃至王羲之行书字帖迹象明显,是李世民等唐代帝王推崇王羲之书体风格、唐代王体行书风行的有力证据。墓志四侧篆体挽歌,比目前发现的流行于上党地区墓志盖镌刻挽歌的实例要早近50年,是研究唐代墓葬礼仪、民俗文化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乔言墓志  行书  《晋祠之铭并序》  挽歌

《乔言墓志》发现于太原市晋源区金胜村化肥厂内。志青石,长61厘米、宽64厘米,21行,行21至24字,计240 字。


《乔言墓志》拓本

墓志全文并断句如下:

唐故处士乔君墓志铭并序:

闻夫球琳以西北摽奇,竹箭以东南称美;皆以□□峻巚,擢劲幽嵒;由是代宝芳姿,时珍丽质。考之令望, 即乔君之谓乎。君讳言,字士谔,太原乐平人也。黄帝之良臣,桥山贵族,枝宦此蕃,英猷继机。地因礼发,门藉人隆;轩冕蝉联,萁裘不坠。曾祖表,随雁门县令。上膺星象,高践郎官。执骥足以绾铜章,运牛锋而画锦藻。祖相,嘉州录事。风神简毅,器鉴灵远。父弘,渔阳县尉。驰翰剧曹,飞文理窟。君即长子也。诞彩少微,放情高事。猎子平之迥致,揖名户之遐芳。开径独游,闭门長乐。方冀托神仙之奇术,与日□以参差。那期天道虚无,川流忽远。春秋七十有九,陨于私第 。夫人姚氏,必鲂之美,乘龙激誉。野操对金、夫齐逸山情,与□妇争高。思御月以莫從,忽行云之迥度。垂拱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迁)化于潘堂。春秋七十有九,即以三年十一日迁葬于金城村西南二里之平原。礼也。其所汾川泄镜,蒙岩开莲,武台悬日,城阁含烟。恐舟迁而入谷,惧海易而为田。式芳猷于永固,冀茂实于常坚。

其銘曰:

元基崔巍,蔚(叶) 畏婑,飞英腾茂,退□攸哉。其一。

有美隐居,门□相舆。追逰(荣)马,念理观鱼。百年長乐,一化那诸。其二。

□彼秾矣,作宾君子。答室雅斋。鸿闺罔拟,近循风树,后苻蒿里。庶勒芳徽,乾坤终始。其三。

从墓志记载来看,墓葬为乔言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墓主乔言为乐平人,是一个放情高事的士绅。他与夫人一活七十有九,一活八十有一,都得享永年。曾祖表,隋雁门县令。祖相,嘉州录事。父弘,渔阳县尉。一家四代,史书无载。一部二十四史,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乔言墓志的出土,为研究隋、唐下级官吏和地方绅士生活提供了重要的金石资料。

乔言墓志为典型的行书风格。虽然与弘福寺和尚怀仁集王羲之真行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晋祠之铭并序》等行书名碑艺术水平有着较大差距,但通过墓志透露的信息,仍可窥见唐代前期追捧王羲之行书艺术风格以及墓葬风俗文化的斑斑点点。

隋代前罕见行书墓志。因为行书“非草非真”,是介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它比楷书流动、率意、潇洒,又比草书易认好写,所以早期行书作品都是以书帖为主,而作为比较正式场合的碑刻墓志,则鲜有行书作品。所谓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惟用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是也。文献所见最早的行书碑是隋朝李渊的《为子祈疾疏》,至弘福寺和尚怀仁集王右军行书《大唐圣教序》、褚遂良《唐帝京篇》、李世民亲书《晋祠之铭并序》等碑问世,行书之碑才逐渐增多,行书墓志也因之产生,如褚遂良书《汝南公主墓志》,这也是乔言墓志以行书刻勒上石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代墓志仍以楷、隶为主,盛唐时期像乔言这样的行书墓志,仍然少见,直到唐中期以后,行草书体墓志才有所增加。因此乔言墓志是研究唐代早期行书流行的重要资料。

行书在汉末伴随着楷书产生后,当时并没有普遍应用。直至晋朝王羲之出现,行书才流行开来。到唐朝,随着李世民推崇王羲之,行书的流行达到了空前高度,行书名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是初唐怀仁和尚从王羲之若干墨迹中辑录的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作品,是怀仁和尚迎合社会崇王思潮的得意之作。唐太宗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推崇备至,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史论曰:“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其为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还连接;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他举全国之力将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搜罗殆尽。其中,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兰亭记》讲述的萧翼智取《兰亭集序》故事,使得《兰亭集序》更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得到《兰亭集序》后,唐太宗让褚遂良等书法名家临摹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自己则将《兰亭集序》张挂房间内,观赏临摹。直到弥留之际,仍要求儿子李治将《兰亭集序》陪葬昭陵。

如果说萧翼智取《兰亭集序》掺杂有故事成分,那么现矗立于太原晋祠由李世民撰写的《晋祠之铭并序》碑石,则是李世民推崇、追摹王羲之作品的有力佐证。北宋书法理论家朱长文《续书断》将唐太宗书作列为妙品,宋朝张耒评价他的书法时说“观其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兰亭序集》以“之”字不重复为世人称道,《晋祠之铭并序》上的39个“之”字,书写笔形毫不雷同,而乔言墓志,8个“之”字,书写也无一雷同。显然是墓志书者刻意追求王羲之、李世民等通篇书法作品无一“之”字雷同现象的结果。

纵观乔言墓志,行距较大,字距较小,整体风貌与集字《圣教序》和《晋祠之铭并序》较为一致,又如“发” 字,比对盛唐以前的书法作品,结构用笔与其它书家差别较大,唯与唐太宗《两度帖》《雅州帖》《晋祠之铭并序》等所书“发”字、飞字结构风格相近,与《晋祠之铭并序》更是如出一辙。


李世民两度帖 李世民雅州帖 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


乔言墓志

其它如“理”“飞”“莲”等字与《兰亭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与《晋祠之铭并序》等同字比较,结构相同,书体相同,风格相同,三者有着明晰的联系,显然是书碑者临习王羲之书法,特别是《晋祠之铭并序》的结果,是唐代王羲之书体流行的有力佐证。

王羲之蜀都帖 集王羲之圣教序

李世民《晋祠之铭并序》


乔言墓志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唐代书法一门兴盛,王羲之书体艺术风靡,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之力。唐代诸帝王大多喜好书法,且多有成就。如高祖李渊、高宗李治、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等,都有较高的书法造诣。武则天也是一位书法大家,她雅好艺文,“收集二王书法,摹拓把玩,又广揽能书才士,擢用激赏,并见贞观遗风。”书写行草《升仙太子碑》,婉约有章草遗意,气势开张却无悍戾之气,博大清新,已萌盛唐气象。

总之,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书写了一些流传至今的著名碑刻,成为社会大众学习的模本。兼之唐代科举制度也将书法作为一门主要铨选科目,造成有唐一代书法艺术盛行,整个社会书写水平之高,冠绝历朝。而太原作为李唐王朝的发迹之地、武则天的故乡,民众更容易受到帝王喜好的影响。李世民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书写并镌刻的《晋祠之铭并序》就矗立在晋阳城的主要街道——乾阳门大街。书碑者学习并刻意摹仿,应是可以想见的。乔言墓志的书写者也许就曾站在《晋祠之铭并序》碑前摹勒临席,这是乔言墓志行书出现又一原因。


在乔言墓志四侧,每侧篆书阴刻 7 字,成 28 字七言古诗一首:“不见归魂起蒿里,唯看拱木(莊)原迁。马嘶(狼)(嚎)叁阡白,物化六(願)壹陌展。”此诗应为近几年引起学者关注的墓志盖挽歌。


乔言墓志四侧七言古诗

挽歌起源较早。《春秋左传著·哀公十一年》:‘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虞殡》即送葬之挽歌,歌之以示必死。”到了唐代,挽歌成为丧葬礼仪制度的一部分。《通典》卷八六丧礼之四《挽歌》,记载祭奠礼仪中有关挽歌者说:唐元陵仪注:‘前二日,所司设文武群官次于太极门外,东西廊下 …… 又设挽歌席位于嘉德门内,设挽郎、挽士席位于嘉德门外,并左右序设,北向相对。设鼓吹、严警位于承天门外。画漏未尽三刻,有司设庭燎终夜。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就版位立定,礼官赞哭,哭毕,退就次。挽歌作,尽二点止。严警次发,尽五点止。二更,群官哭及挽歌鼓吹、严警如上仪,其三更、四更、五更并准此。”到出殡之日“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为列,执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衣,白布介帻。左右司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布,无领缘,并执铎。代哭百五十人,衣帻与挽歌同。”可见唐代百官丧葬时有明确的挽歌制度,同时也说明丧葬时吟唱挽歌的重要性。

“通常意义上的挽歌就是挽歌词,大多由文人所作,又由挽士在葬礼上所唱的。”如唐岑参《成王挽歌》“铭旌门客送,骑吹路人看。”就是对丧葬情况的形象描述。任半塘《唐声诗·挽歌》论唐代挽歌云:唐承前代习尚,而多所演变。于主文之挽章外,确有主声或合乐之‘挽歌辞’在。自宫庭、阀阅以至民间社会之丧祭殡葬中,皆有挽歌之制。其歌辞之繁者为五律联章,简者为七绝或七言二句通用之‘挽歌’”。

前人所论挽歌是丧葬礼仪的一部分,并未涉及墓志盖上镌刻挽歌情况,墓志盖镌刻挽歌是近十年才引起学者关注的唐代墓葬文化现象,主要发现于山西晋东南、晋中地区。梁海燕查阅大量出土资料,辑得唐代墓志盖挽诗24首。其时代大多为唐显通年间,最早者为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二十九日,《李神及妻郭氏墓志》盖剑镜匣晴春,哀歌踏路尘。名镌秋石上,夜月照孤坟”。

与已经发现的24首墓志盖镌刻五言挽歌不同,乔言墓志挽诗歌为比较少见的七言挽歌,且镌刻于墓志四侧。墓主人死于唐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廿一日,垂拱三年十一日迁葬,是目前公布的墓志表面镌刻挽歌最早实例。

限于笔者学识,志中有数字还难以准确厘定。但就诗意看,它是一首悼亡死者的七言古诗。其大意通过墓园凄婉景象的描述,抒发人死不能复生的哀伤之情。这和已发现的挽歌多为祭悼亡人、寄托哀思的文体相同。目前所发现的墓志挽歌,其地域范围十分明确,即为“墓主人所在地籍贯或迁徙地大多为唐之潞州,或称上党郡,即今山西晋东南地区。”墓主乔言为“太原乐平人。”《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三乐平县,本汉沾县,属上党郡。晋于此置乐平郡,沾县属焉。……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辽州,县属焉。大业三年,省辽州,以乐平属并州。皇朝因之。”唐代乐平县即今之昔阳县,位于太行山西麓,虽然在唐代隶属太原,但从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习俗来看,也属于广泛意义上的上党地区。这也和目前发现的墓志盖镌刻挽歌地域相同。关于墓志盖题刻挽歌者的身份,就发现资料来看,墓主没有显赫高贵的身份,而且许多都是没有官职的下层人士。对比墓主人乔言,其曾祖表,为隋雁门县令。祖相,嘉州录事。父弘,渔阳县尉。都是下级官吏。乔言“诞彩少徵,放情高事。猎子平之迥致,辑名户之遐芳。开径独游,闭门长乐”,是一个放情高事的士绅。他和目前发现的墓志盖题刻挽歌者身份地位一致。

总之,乔言墓志外侧镌刻七言挽歌的现象,无论是墓主人的籍贯地域、身份地位、还是诗歌文体,基本与发现的墓志盖题刻挽歌特征相符,应该归之于流行在上党地区特有的墓葬文化范畴。至于乔言墓志的挽歌是镌刻在墓志四侧,而非墓志盖之上,从挽歌镌刻于垂拱三年(687),为目前发现最早墓志外侧题刻挽歌的现象看,它应该是此类墓葬文化习俗尚未形成定制的早期形态。

       选自《史志学刊》2018年第6期

责编:瑞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