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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应县在全国较早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
2018/7/27 16:44:41  点击量:   新闻来源:马良 仙文 方志山西

 

        一、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唤起并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创造精神。地处山西雁北地区的应县也迈开了改革步伐,较早在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短短两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见苗承包、联产计酬”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受到国务院、山西省委的表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应县农村经济发展形势

应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南端,总面积1708.3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1/3,平川区占2/3。土地较为广阔,又处于桑干河、浑河流域,水源比较丰富。1978年,全县人口23.47万人,耕地82.48亩,其中水浇地43.77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20.87亩。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初步建成了桑、浑两大灌区和连片的井灌区,有配套机井1940眼。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1974年,粮食最高年产达到2亿斤,是山西省28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当时,虽然应县各方面工作业绩都处在雁北十三县的前列,但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的现实仍然很严峻。

(一)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锅饭”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实行的是“大寨式”评分计工法。农民劳动不分轻活重活,干多干少,有无技术含量,出勤一天记一个工,也就是一个劳动日,以分计是10分工,妇女一般是6~8分。而且,一个工的工值只有几角钱(大临河公社留义生产大队每个工值0.12元),社员是见工不见钱,这样就没有了劳动的积极性,更没有什么创造力,群众说,“你有你的狮子大抖毛,我有我的圪塄壕”(狮子大抖毛是一种糠菜团子,歉年农民的主要食品。圪塄壕是地畔的土塄,意在出工时躺在圪塄壕睡觉)。劳动时,往往“队长抽袋烟,社员围了一大圈,一坐就是大半天”。耕地是破地皮,锄地是“二摸皮”(只在垄背拉一下,不管苗旁的草),往往农田里草比苗高。你如批评他为啥不锄草,他会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土地不能精耕细作,产量当然上不去。以应县当时的土地质量,水肥条件,如果耕作上去了,亩产当在千斤上下,总产当在4亿多斤。

(二)农业生产单纯的“以粮为纲”,导致农村经济基本崩溃

由于当时全国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是最主要的问题。当时全国狠抓粮食生产,开展“达纲”(达农业生产纲要,人均产量1000斤以上)“过河”(过黄河,亩产达到黄河以南水平)“跨江”(亩产达到长江以南的水平)竞赛。农业生产即是粮食生产,其余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统统给粮食生产让路,单纯的粮食生产使农村经济遭受很大破坏,而且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价格由国家定,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如生产1斤玉米,国家给价9分钱,马铃薯每斤只作价3分钱,粮食除留农民口粮、饲料外其余全部交售给国家。农民说“辛辛苦苦受一天,买不了一盒白兰烟”(当时的一种香烟牌子,每盒0.2元)。事实确实如此,1974年应县是丰收年,产粮2亿斤,交给国家6000万斤。全县平均每个劳动日工值0.51元,最少的留义大队0.12元。各生产队都是只有粮没有钱,农民也是只分口粮,不见现金,无法扩大再生产,陷入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恶性循环。

(三)农民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

由于当时执行的是“以粮为纲”的政策,上级考核也是以粮食产量定政绩。所以各公社、各生产大队也是拼命抓粮食生产,工副业很少。原来社员有自留地,可以种些瓜果蔬菜调节生活,后来有干部说社员“集体干活养精神,自留地里打冲锋”,干脆把自留地也收回生产队集体耕种。年终按人口分给几十斤粮食抵顶。过去应县东南乡土地肥沃的地方,社员在自家院子里搞点庭院经济,种些蔬菜,养几只鸡鸭。但1975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说庭院经济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硬是不让种、养了。社员没办法,只好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而干一年挣不了个口粮钱。如一个五口之家,一个强劳动力一年拼死拼活挣300个劳动日是最多的,以改革开放前最高的1974年全县平均每个劳动日工值0.51元,也只有153元。而5口人的口粮以全县平均400斤毛粮计,每斤平均0.1元,5口人的口粮折款是200元,这还不算队里给分的柴草菜蔬之类。

劳动日挣不够口粮款怎么办,只好当缺粮户。如果是在每个劳动日工值二三角钱的生产队,缺得就更多了。既然连口粮钱都挣不回,家里哪来的钱买衣穿、买盐吃、买东西用,农民卖些土特产品叫投机倒把,抓住了要挨批斗。就是泥、木匠等手艺人也不准随便出去揽活挣钱,出去要经生产队批准,挣回钱要上缴生产队,生产队再给记工作为补偿。因而那几年农民手里就没钱。土炕无蓆,一家人盖一张被子的不在少数。农民吃的也很单调,由于当时只强调粮食“达纲”“过河”“跨江”,为了争高产,各生产队只种亩产较高的农作物——玉米,很少种小杂粮。而应县乃至雁北农民历史上都是以杂粮、黍谷、莜麦为主食。由于各生产队只种玉米,农民的口粮也只有玉米。社员一年四季、一天三顿吃的也只能是玉米。当时应县群众形容每天的生活是“玉米馍、玉米钵,改善生活喝滴溜”,称之为“三黄治世”。至于小麦,那只能过年时吃一顿。肉食更少了,过中秋节,有的生产队杀一只羊,给每人分几两肉,过春节时,宰口猪,每人也分不了一斤肉。

农业生产停滞,农村经济崩溃,农民生活困苦,干部群众思想迷茫,找不到挣脱困境的出路。

二、推进改革的进程、做法和效果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干部群众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党的中心工作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并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指出了农村改革的方向。 

1979年春,雁北地委调整了应县县委领导班子,任命闫赞尧为中共应县县委书记。但闫赞尧没有立即到职,而是随省委组织的一批新履职县委书记到英国、丹麦考察欧洲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意在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在山西的农业生产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闫赞尧1979年8月从英国回来到应县任职。到任后,当即在全县开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学习、大讨论。这一活动共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围绕工作重点的转移,冲破两大禁区(姓资姓社,为公为私),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怕右问题。三中全会做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一部分基层干部认识跟不上形势,忧心忡忡,由于多年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怕右怕偏,认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下放自留地,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就是资本主义泛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解放干部思想,应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摆农村实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让基层干部查极左根源,摆极左危害,将基层干部从恐右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会后,全县掀起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极左思潮,全力以赴抓工农业生产的热潮。

第二阶段:进行真理大讨论补课。1979年8月中旬,地委召开县书和社书会议,要求县、社两级搞好真理标准的补课,提出调整农业内部比例(粮食与工副业、畜牧业的比例),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当年9月,县委召开社书会议,要求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要农、林、牧、副全面发展。鼓励社员发展养殖业,家庭副业,并于当年将自留地下放到户耕种,使农民的生活初步得到了改善。

第三阶段:深入贯彻中共中央62号文件,着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基层干部对自留地下放到户顾虑重重,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心变”,不把心思放在集体生产上,迟迟不予落实。针对这种情况,县委于当年10月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着重研究解决发展农村经济的四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自留地是代种好,还是社员自种好?农民家庭副业是限制好,还是扶持好?劳动管理是吃大锅饭好,还是建立生产责任制好?农业生产是单一经营好,还是全面发展好?会议上,列举率先将自留地下放到户和山区扶持群众大稿养殖的典型事例,对全体干部进行教育。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扫除了大家的疑虑。提高了广大干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坚定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会议决定:在下年度的生产中,坚持全面发展,不搞单一经营;坚持生产责任制,不搞平均主义;坚持把自留地全部下放到户,不搞任何形式的包办代替;坚持扶持社员积极发展家庭副业,不加限制。

通过1979年一年的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和真理标准大讨论补课,广大基层干部解放了思想,抛弃了极左路线束缚,为下一年大张旗鼓进行农村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初期的尝试,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和定额计酬

在真理标准思想大讨论中,一些基层干部冲破左的束缚,开始了解放生产力的尝试,如有的生产队将社员的自留地由集体代种下放给社员自种,有的放松了对社员家庭副业的管理,放手让社员养鸡、鸭、兔等家禽,对社员的庭院经济也不限制了。因而1979年冬,形势较为好转。下乡干部到社员家吃派饭可以吃到黄米糕,碗里有了各种菜蔬、豆腐、鸡蛋。社员们也眉开眼笑,不再愁眉苦脸了。1979年部分生产队的松绑,使干部群众看到了改革的前景。1980年,农村改革进一步推进。

1. 将社员的自留地全部下放到户,由社员自己耕种。这一举措,马上见到效果。如下社公社大石口大队人均8厘自留地,以前由队里代种,每人分粮50斤(玉米),分蒜款7.5元。由社员自种后,人均收粮80斤(杂粮),收入卖蒜款31元,最高户人均收入104元。

2. 鼓励社员发展以养殖为主的家庭副业。边耀公社提出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的12条规定,并且拿出1000元作为奖励基金,给山区每户社员分1亩自留地,让社员植树种草、种药材等经济作物。大黄巍公社利用土地多的优势,给社员每户留半亩中等地作猪饲料地,鼓励发展养猪。边耀公社柴庄大队社员苏守焕,原为缺粮户,欠集体粮款1400元,允许发展家庭副业后,养兔150只、养猪7口、养羊6只、养鸡60只,利用院地种大葱,加上在生产队的工分收入总计4000元,除打清欠款还准备给儿子娶媳妇。东乡寨大队社员武善强,在九分院地里种蔬菜、果树年收入1400元。

3. 分组作业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在生产条件较好的大村大队也一改过去干活一轰隆、出工不出力、干好干坏一样记工分的做法。在生产队内划小作业范围,实行分组作业、定额计酬的办法。还有的队把每个生产阶段的定额估算出劳动日,让社员定额承包。这样,既使社员多挣工分,又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也取得了明显效果。

4. 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社队,实行劳动分等定成,作物分类定块,“按地包田,定额计酬”的办法。实际上,吃粮靠救济的山庄窝铺,干脆把土地下放到户,由每户自己耕种,以能自己解决口粮为标准。但这种作法只能秘密进行。干部们怕担“分田单干”的风险。

5. 改变单一的种粮,发展多种经营。在农村改革的初步尝试中,应县县委又大胆进行一项新的改革,在种植业上,不再单纯种植粮田,不再过分强调“达纲”“过河”“跨江”;而是重新安排农作物种植布局,适当发展多种经营。全县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76万亩压缩到70万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7万亩增到16万亩,山区扩大黄芪种植面积,峪口区建设果园基地。根据各地特点,重点扶持特色农产品,如小石口大蒜、王家窑大葱、马兰庄韭菜等。由“以粮为纲”的一业为主,变成多业发展,社员收入显著增加,农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如大临河公社,扩大多种经营面积1.2万亩,不但粮食没有减产,收入反而明显增加,总收入达257万元,其中多种经营收入89万元,占总收入的34.6%,人均纯收入84元,比1976年增加1倍多。

案例:臧寨公社曹娘大队第七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的具体做法

基本情况:由于上年(1978年)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0.45元,所以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全队“有水不浇地,有地不打粮,草苗并举”,群众生产情绪低落。

具体做法:实行分组作业,四定四包,包产到组,以产计酬,双奖双惩,按劳取酬。全队分四个作业级组,每组选组长一名,组长兼任副队长。

实行“四定”:定劳力,每组8个,社员自愿报名,队长作适当调整;定耕地,每组分地120亩,荒地每组25亩;定农具,每组一辆小平车,一张犁,一张耧;定耕牛,每组一头牛。农具和耕牛属生产队所有,小组可以使用谁坏谁修。

实行“四包:包产量,每组包产粮食3万斤,一块地一块地定产。包征购,每组完成国家定购粮4400斤;包收入,每组包纯收入2600元;包种植计划,每块地种什么,种多少由生产队确定。

计酬办法:实行联产计酬,每产1万斤粮计工1000个,其它甜菜油料均以产计工。

双奖双惩:超产,奖售超产部分的50%,以分配口粮价,平均奖售给本组农业计工。减产,罚减产部分所得的10%。超纯收入,奖超部分的10%,没有达到纯收入指标,罚减收部分的5%。

(三)罗庄、东辛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

为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先在罗庄、东辛寨两个村进行了试点工作。

罗庄大队是应县人口最多的大村大队,当年共有770户,2819口人,耕地9000多亩,分18个生产队。1978年,产粮250万斤,人均年分配收入50元。1980年,县委工作组先在这个村的第七生产队进行了联产承包,把全队的耕地按前三年的平均产量包给了劳力,没有按人分地,四属户不包地。结果当年见效,产量大增。社员袁勤,全家6口人,只有他一个劳动力,以前年年都是缺粮户。按劳承包,他包了18亩地。当年仅得超产粮即达3850斤,加上集体分配的口粮,全家人均粮食1100斤,种西瓜又卖了300多元。一年就摘掉了缺粮户的帽子。

大黄巍公社东辛寨大队是该公社的大村大队,人少地多,地多盐碱,历史上曾以熬制大化盐而富甲一方。解放后,逐步取消了熬制土盐,以种植业为主。全村1300余人耕种着7500多亩土地,广种薄收,平均亩产只有100多斤,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0.24元,是典型的后进村。1980年,县委为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75号文件精神,在东辛寨搞了试点。办法是“劳动力分等定成,土地分等定产,按能承包土地,包干分配”。即承包土地社员能力大的多包,能力小的少包,无劳动能力的不包,只分种口粮田。副业生产按劳力的技术能力承包。包干分配的原则是“保证国家的(任务粮),留足集体的(储备粮),剩下全是自己的”。把每个社员的体力能量,技术专长和土地潜力都发挥出来,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东辛寨的大包干当年即见了成效,1980年,全村粮食产量213万斤。比上年翻了一番(115万斤),交售给国家粮食41万斤(上年26万斤),人均分配收入(集体部分)211元(上年76元),这还不包括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东辛寨大包干的做法被时任雁北地委副书记邢德勇发现,他专门到东辛寨村搞了几天调查研究,对县委书记闫赞尧说:“解放30多年,我们没找到这样的好办法,一下子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啦。”他随即向地委写了报告,地委又就东辛寨的经验向省委作了汇报。

四)见苗承包,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应县1979—1980两年农村改革的实践尝试取得了良好效果。全县的粮多了、菜多了、肉蛋奶也多了,社员口袋里也有了钱了,广大农民群众有了难得的笑脸。农村的现实使县委领导认识到,要想农村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但1980年的分组作业、小段包工、联产计酬、双奖双惩在部分大队的效果仍然不大,仅是把“大锅饭”变成了“二锅饭”,还没有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进一步落实中央75号文件精神,县委决定把改革的步子再迈大一点,干脆在1981年开春就进行联产计酬大包干。

由于有了1980年一年的实践和罗庄、东辛寨两个试点村取得的经验,坚定了县委一班人搞农村改革的信心。1981年开春后,县委即着手进行全县的农村改革。在春节后召开的三干会上,县委要求坚持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核算单位,实行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在会上,大部分同志认为应该搞,应该包。有少数同志不同意搞,不主张变,思想上有顾虑。概括起来叫两怕:一怕影响春耕生产,二怕搞乱了形势。具体说法也很多,有的说,早不变,迟不变,生产大忙了才变,影响了生产谁负责?面对现状敢不敢变,能不能变?联产到劳会不会影响生产?会不会搞乱形势?

为了解决这些顾虑,坚定改革的决心,县委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开了一次“没有结论”的公社书记会议。要求常委、公社书记、主任围绕生产责任制,一人搞一个点,写一篇调查报告,到群众中去找答案,寻结论。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县社两级干部的思想得到新的解放。大家看到,去年搞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100多个生产队,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示了巨大威力。没搞的地方,“大锅饭”“二锅饭”严重地存在,绝大多数群众,特别是长期处于中间状态和后进生产队的群众,对包产到劳、包干到户要求强烈,求变心切。同时还看到,在一些地方违背群众的意愿,挡水,结果干群顶牛,生产受影响,严重的处于瘫痪状态。而有的地方,贯彻县委三干会议精神,根据群众意见。因势利导先走一步,实行联产到劳、包干到户,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搞乱形势,恰恰相反,正是促进了生产,稳定了形势。

打通了干部思想,县委坚定了改革决心。决定在春播结束后,立即“见苗承包”,在全县普遍实行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责任制。具体做法是:

1. 联产原则。总的原则是实行“三不变”:集体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生产队统一分配不变;“四统一”: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调配使用劳力、畜力和大中型农机具;“五定”:定地段、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定奖赔。这样实行的结果,既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又发挥了集体的优越性。

2. 包产指标。原来确定包产指标全县大体有三种算法:一是前三年的平均产量,一是前五年平均产量,一是好、中、差三年平均产量。在见苗承包中,根据苗情和旱情,本着既维护集体利益,又使社员有产超的原则,对原有的生产指标做了适当的调整,包产的形式由群众选定,对于连续增产的生产队,指标要放低一点;对于土地质量好,苗不好,需改种的,按改种后的作物定产;对于因干旱暂时种不下去的地方,采取先分地,后联产的办法,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再定产和签订合同。承包后再遇到自然灾害,以灾论产,减几成,减包产指标几成。特殊灾害,还可酌情处理。 

3. 包地问题。主要体现按劳承包,少数队也有照顾人口的,按人包、按地分。方法是以劳划成,以成分地,按等搭配,先分大股,按股包地,落实到户。避免分的过碎,甚至拉条子,分垄子现象。群众把这个做法叫,先从锅里盛进盆里,再从盆里分到碗里。为了不影响生产,分地以先把土地放下去,然后再研究具体问题。也可以边包地边种。

4. 定工问题。实行见苗承包,承包土地的用工数,是根据不同作物、土地质量,按田间加工的顺序,加工的要求,以及收秋的用工等,逐块确定出用工数,落实到每个承包者名下。播种前的用工数,仍以生产队作业组计算。秋收分配时,统一参加分配。

5. 奖赔问题。一般都实行以实物全奖全赔的办法,不搞分成奖赔。群众说,全奖全赔全积极,半奖半赔半积极,不奖不赔不积极。

6. 归属问题。在责任田内,除包产作物外,地头地角,圪塄垄眼,社员点种的豆类,小宗经济作物和蔬菜,一律归社员所有。杂豆社员愿意交队的,一顶二,抵顶包产任务。

7. 控制杂务工。在精简压缩不必要的杂务人员的基础上,在承包后发生的杂务工,张榜公布,年终突破不允许参加分配,解除群众的顾虑。

8. 组织超包产。充分发挥党团员、干部在超包产活动中的骨干带头作用,特别注意帮助那些拉腿队、拉腿户,制定有效的增产措施,搞包产。提供自由组合,组织父子组、兄弟组、朋友组、联营组,组织起来进行生产。

9. 建立干部岗位责任制。根据有的地方见苗承包后,干部放松领导,甚至撒手不管的问题,及时抓了各级干部岗位责任的建立,明确规定了下乡干部和大队、生产干部的职权、任务和报酬。把干部的工作、报酬同所包生产队的成果联系起来,作为考核干部的主要依据。大黄巍公社对县社干部实行“百分制”,把全社的农业生产分为粮、油、林、猪、收入、计划生育十项任务,每项指标确定为100分,每月考勤25天,年终进行考评。生产队的岗位责任制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产计工;一种是补贴联产奖励;一种浮动补贴工,增产多补,减产少补。全县278个大队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干部岗位责任制的建立,使各级干部增强了责任心,加强了对见苗承包、联产到劳的领导,实地解决了出现的新问题。

实行“见苗承包,联产到劳”时间不长,但已经收到了明显效果。群众说,“见苗承包,一包就灵,联产到劳,一联就变”。变得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头天晚上包了地,第二天早上就发生了变化。长期处于中间状态的生产队和后进队,联产到劳后,变化显著;比较先进的生产队实行联产到劳后,较前也截然不同。这些变化,集中地表现为群众的精神面貌变了,生产状况变了。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出勤多了,干劲大了。群众说这是“不膏油自转”。出工由过去的被动(喇叭喊,队长催),变成了自动化;干活由 “一窝峰”变成了“满天星”;管理由过去的一人操心,变成了家家户户都关心,一人包地全家出勤。许多常年不下地的老汉、妇女、病人、匠艺人、单身汉、上访户和村干部都下了地。大临河大队社员马天郡,是个单身汉,以前一直以乞讨为生。他在门上写着这样的对联:“一人一碗一口锅,没儿没女没老婆;横批是:穿鞋搬家”。见苗承包了三亩地,促使他扔掉了打狗棍,重新扛起了锄头,一直坚持劳动。

二是真正种满种足了。以前年年讲种满种足,年年也种不满,种不足,查苗补苗更是没人搞。实行见苗承包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地头、垄眼点了豆,缺苗断垄补了苗,圪塄、地畔不放空,田地变成了园地。义井公社三门城大队,是个先进队,每年都种3000亩玉米。前几年以队作业、分组作业时,玉米垄宽、缺苗,也没有搞过间作、套种。搞了见苗承包,3000亩玉米全部实行了间作,点了杂豆、油料。仅这一项,就增产杂豆十万多斤。

三是田间管理细了,锄苗间苗细致,浇水追肥及时。李堡大队支部干部李世高,包了五亩小麦,每亩包产150斤,地不好,苗子少,不少人断定他非赔产不可。承包后,他进行了精细加工,及时浇水追肥,长势喜人,每亩超产100斤,共超500斤。四是促进了抗旱,各地充分发挥了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科学用水,合理用水,小水大用,滴水归田,有效扩大了水浇地面积,抗御了干旱。当年5月底统计,全县春汇地27.6万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夏浇3.1万亩,也是历史最高的一年。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年,应县在遭受旱灾的情况下,农业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增产增收,广大农民开始走上致富道路。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2.6亿斤,比历史最高年增23%,人均占有粮食1136斤,比历史最高年增20%;出售商品粮7000余万斤,人均300多斤,比历史最高年增88%;人均分配收入222元,比历史最高年增1.3倍;人均家庭副业收入81元,比历史最高年增1.4倍,两项合计,人均收入303元。有3个公社人均分配收入达到300元以上,有77个大队人均分配收入达到400元以上;四个山区公社人均分配收入首次突破100元;有2043户社员人均收入超千元。

(五)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大批涌现。应县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左”的思想还在起作用,怕人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实行时还制定了不少条条框框,如坚持“三不变”(集体所有制不变,生产队统一分配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五统一”(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施水、统一调配使用畜力和农机具)。后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取消了这些条条框框,并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劳动致富。原来束缚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下子活跃起来,有手艺的外出耍手艺,有的认为经商比种地强,就办起了小卖部;有的利用地理优势开起了饭馆……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八仙过海的神仙,各自显示着自己的神通。这样,原来按劳力承包的土地有的户不愿承包了,提出解除合同,退回承包地。有的“四属户”(干部工人家属在农村户口者)包的口粮田没人种也提出退地,退出的土地怎么办?县委因势利导,随之调整了农村政策。就是土地向种田能手转包,鼓励发展专业户、重点户。1982—1983年,联产承包进一步调整完善,当年就出现了种地的“粮王”,养殖的专业户,经商的重点户,并且涌现出不少年收入上万的“万元户”。

1. 种植专业户——粮王

臧寨公社水磨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福增,承包地180亩,年产粮20万斤,出售商品粮15万斤。农业机械有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

臧寨公社韩家坊大队韩仁斌,全家11口人,包地150亩,年产粮12万斤,出售商品粮10万斤,是过去全村的出售数。 

清水河大队门生银,1983年售商品粮30万斤。

这仅是当年几个种植专业户的部分典型,其它种植大户各村都有。如大西头大队社员赵太家一家产甜菜109吨。

2. 养殖专业户

义井公社杨庄大队社员张学仲,靠养猪发财,连续两年成为万元户,评为省劳动模范。

双钱树公社山岔大队只有26户人家,全村养羊1473只,户均56只,人均13只,人均收入740元。这是个小山村,耕地很少,原来一直靠吃救济生活。

大临河公社罗庄大队规定养殖专业户必须达到养牛30头,猪200只,羊100只。社员赵丙元1982年养牛17头,社员赵信1982年养猪80口。党支部书记杨玉亭带头养牛15头。

杏寨公社大西头大队社员张学仕,全家4口人,两个劳力,除耕种13亩土地外,养奶牛9头,年产奶6万斤,收入2万元。

颉庄大队社员王尚明,办起养鱼场,年收入3万元。

下马峪公社下马峪大队社员曹居台,养蜂110箱,年收入2万元。

3. 工副业专业户

臧寨公社屯儿大队刘井权,将承包地退了,个人成立翻砂厂,年收入1.2万元。

大黄巍公社郑庄生产大队社员郑守权带领14户社员办起了铸造厂,年纯收入5万多元。后郑庄成为铸造专业村。

大临河公社罗庄大队社员雷相,利用家在应(县)浑(源)公路边的优势,开起了饭馆,年收入也达万元。

4. 林业专业户

三条岭公社关南沟村张生元,绿化荒山1025亩。

三条岭公社长柴沟村是一个只有70户人家,350口人的小山村,全村植树5680亩。

据时任县委书记闫赞尧给省委的报告说,1981年,应县专业户、重点户1954户,占全县农户的3.3%,1982年发展到13800户,占全县农户的23%,1983年夏已发展到20989户,占全县总农户的35%。全县共有各种联合体1620个,参加联合体的农户有6895户。联合体(诸多农户共办企业)涉及各个行业,有的是劳力的组合,有的是资金的联合,有的是技术的联合,有的是地域的联合。这些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成了农村一股新生的经济力量。

(六)应县经验推向全省全国

1981年春夏之交应县实行的“见苗承包”生产责任制,引起了省内外广泛关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认可。1982年4月,中央农垦部副部长赵凡深入应县实地调查,对应县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1982年10月9—12日,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专程赴应县实地调查,历时4 天,除了听取应县各级的汇报,用大量时间深入罗庄、刘霍庄、三门城等村走访专业户、重点户。调查期间,还专门到义井公社杨庄大队看望了种养大户张学仲,对他的成绩表示了肯定和表扬。1983年初,时任《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杜导正亲自带队,到雁北搞了一个多月的采访调查,以应县经验为重点,在《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了8篇调查通讯,应县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后,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把应县作为一个调查点,副主任谢华亲自来应县总结经验。1983年11月29日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讲话中把应县作为重点案例,进行了分析评价。万里副总理讲道:“当前,思想不够解放,突出地表现在怎样对待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农民的态度上。……山西省应县对全县二万零九百八十九个专业户逐一作了调查分析,主要是以下五部分人:大小队干部或当过干部的社员。他们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接受党的政策快、行动早,成了农村中较早的富裕户,占专业户、重点户的百分之四十三。二是回乡知识青年和复员转业军人,他们一般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知识、有见识,接受政策和科学技术快,占百分之四十二。三是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他们承包后放开了手脚、广开致富门路,在各个生产及加工领域大显身手,约占百分之九。四是会盘算、善经营,在‘左’倾错误时期挨批受压但压而不服的能人。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交游广、视野宽,搞多种经营看得准,富得快,占百分之五。至于有过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或者经营中有违法行为的,为数不足百分之一。应县的这个材料和其他一些县的调查材料,充分证明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善于把各种生产因素组合起来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分子,是一批有文化、有技艺、有经济头脑的发展生产力的带头人物,是今后发展商品生产的骨干力量。”会议之后,应县农村改革经验进一步推向全国。

三、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实启示

应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实践,可以得到如下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应县与全国、全省各地一样,干部群众思想还未从“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大的形势是人心思变,还不敢变。不少干部认为,从应县实际看,跟着全省全地区的脚步走就行了,没必要冒尖冒险。但应县县委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坚定确立了先行先试的指导思想,在提早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接着在全县普遍推行了“见苗承包”责任制,并通过干部解放思想促进了广大群众解放思想,率先走出第一步,在农村改革中取得了先机。应县的经验证明:解放思想天地宽,早解放早发展,大解放大发展。

启示之二: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尊重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应县农村部分村队已开始探索“分组作业、小段包工和定额计酬”,这种创造体现了群众意愿。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县委在坚持党的改革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全县农村实际,在农民群众创造性推进农业生产的实践中起步,选择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最后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逐步展开和推进。可以说,没有各级党委对农民意愿、农民创造的尊重和支持,改革就不会顺利推进。当前,推进农村改革、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更加繁重,各级党组织同样应该把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放在重要位置。

启示之三:推进农村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能否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是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应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喷涌出强大的智慧和活力。在责任田中尝到甜头的农民,又很快把劳动热情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转向工副业经营、大户经营等,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繁荣。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仍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倾听农民的呼声,反映农民的意愿,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集中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农村生产力和各项事业。

四、较早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远影响

应县较早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实现了“利在当前”,同时夯实了“功在长远”的制度基础。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应县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表现在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乡村政治发展等方面。1981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将原来的“工分制”调整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这种农业分配方式,使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1989 —1991年,应县顺势推进联产承包双层经营体制,规模化土地流转开始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村工业化发展势头强劲。2003—2007年,应县农村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重点完成了“税费改革”,农村经济管理和村民自治进程加快,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10年以来,应县进一步确立发展现代农业新思路,以创新农村经营体制为主攻方向,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到2013年,全县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1241个,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倍多,超出全国平均水平2倍多。共有入社成员7566人,出资额19.5亿元,集中流转土地12万亩。其中,种植合作社有625个,占53.83%;养殖合作社390个,占33.59%。各类合作社年经济总收入7亿元,占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0%,被确定为全省现代农业示范县。

2013年8月,省委原常务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李淳研究员深入应县调研,撰写了《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山西应县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调查》一文,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批转全省,中央政策研究室刊物《学习•研究•参考》也刊发了这篇调查,该调研报告在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发出前就提出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开的观点,为农村土地的有偿转让、规模经营,为农业合作社的较快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成功经验,引起全国许多地方的重视。这也标志着应县农村改革再次走到了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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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资料: 

中共应县县委1979年工作总结

中共应县县委〔1981〕32号文件

闫赞尧:《靠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也能快富》

闫赞尧:《目前农村先富起来的是哪些人》

《光明日报》:1983年5月《山西省雁北地区农村见闻》(1-7)

帖文:《桑干河畔的春天》

焦日龙:《大潮足迹》

贺儒庆:《霍士廉考察应县》

赵月金:《东辛寨率先大包干的回忆》

应县县委:《兴应富民红旗谱》

应县统计局:《应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