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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傅平:40年,与改革开放同行
2018/10/30 18:13:29  点击量:   新闻来源:方志山西

叫参与也好,叫经历也好,总之我从青年到老年都是学习工作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40年与改革开放同行。

一、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我当时是公社的小干事,斗胆报名参加了考试,出乎意料地被录取,志愿填报时有意避开当时的热门专业,选择了经济学门类中的会计学。由于1977年大学招生考试工作在冬季进行,所以入学推迟到1978年春天,曾经有一首歌把这一年春天定为改革开放的春天。半年之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大潮。一年前的恢复高考自然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也可以说,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和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话我算是提早一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车道。

我所学的冷门专业会计学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今天的热门专业,从学习到工作我很自然地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之中,也更贴紧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在校园里,我们像久旱逢甘露的植物一样吸收着各方面的知识营养,校园外面到处都是一片崇尚知识、崇尚科技的氛围。各个方面的理论界在当时被认为是大胆突破禁区的探索,今天看来却是十分可笑的。记得经济学界争论着企业的效益指标该不该叫利润,会计学界争论较多的是增减计账法与借贷记帐法哪个适合社会主义。记得《山西日报》围绕太谷县古城村油罐销售员冀宏图推销油罐该不该提成4000元而展开讨论,我作为一名在校学生也参加了讨论,文章《要作具体分析》发表在《山西日报》。

二、提出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十不管原则

1984年后半年,我参加了在山西改革开放中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山西省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即35条)的前期调研活动,该《方案》后由省委省政府出台。当时的省政府副秘书长郝思恭带着办公厅研究室郭国太和我一行三人,逐个去省纺织厅、轻工厅、商业厅、交通厅、二轻厅、化工厅、机械厅、煤炭厅等省直主管厅局调研,每个厅用半天时间,交流座谈,并要求厅长作具体汇报,所以许多问题谈得很透。那一次调研使我了解了当时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也近距离学习感受了老领导们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受益终生。

1992年后半年,我代表省政府法制局参加了全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座谈会,回来后马上筹备召开了全省贯彻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座谈会,请省长胡富国和副省长彭致圭到会讲话。我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政府转变行政职能的法律思考》,大胆提出了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十不管”原则,引起参会企业的强烈反响。

十不管:

1.一个机构能管的不用两个

2.下级能管的上级不要管

3.一级能管的不要两级同时管

4.企业应办能办的事行政机关不要管

5.虽然需要管但管了以后产生很大副作用的最好不管

6.可用简单办法管的就不用复杂、重复、繁琐的办法管

7.轻处理能解决的问题就不用重处理办法管

8.经济手段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行政手段去管

9.法律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要使用行政手段管

10.能不管的就可以不管

听完我的发言,有的厂长经理把我称为“十不管局长。还有一位同志对我说,前面九不管我赞成,最后一个,比如对违法行为不管能行吗?我说对违法行为是不能不管的,不管是不行的,不管不行必须管,而且要管好管严。于是他点头称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检验,我自己感觉这个认识仍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个认识也成为我一直以来处理立法审查及相关工作中处理政企关系的思路。

三、深度参与全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立法工作

1993年,山西省围绕改革开放开展体制改革工作,山西省政府办公厅首次设立了法制处,办理地方立法相关的工作,我有幸成为法制处选调的第一名干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党政一切都是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地方立法同样以经济立法为主,我虽然此前并没有多少法律知识,但是经济专业知识使我在地方立法工作中正确把握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管理监督活动发挥了作用。那个时候立法岗位上人少,参与的立法活动却是很多。从1984年初到2014年底退休,我在立法岗位上连续工作30年,其中22年作为法制局(办)的立法工作分管负责人,退休后先是受聘担任山西省权力清单副总审,接着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担任了两个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也参与了他们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

不少同事认为我可能是全国参与立法项目最多的人员之一。立法工作使我深入地了解更多的社会领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问题,探索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更好的创新发展理念。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方立法刚刚起步,相当部分的项目是开创性的首次立法,有不少项目是全国首家出台的。许多项目从八九十年代首次制定后,30年内进行过三到五次的修订,我始终作为分管负责人参与其中,这个情况在其他部门或者省市是十分少见的现象。在这些立法工作中,有时候我会提供前几次的起草修改协调情况,作出必要的修改,增加补充可行的规定,避免走弯路。

2000年制定《山西省中医条例》时,本来想把中药列入范围,但是由于部门利益没有协调成功,我在给政府常务会议报告中,借机提出下一步抓紧制定《山西省中医振兴条例》。后来中医管理机构变化,未能制定。2013年借助修改《山西省中医条例》,我向起草组介绍了当初的立法愿望和背景,得到大家的高度赞赏,并及时把中药发展列入立法范围,设立专章,系统地作出规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立法草案开始征求省级政府意见,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我一般都是边看边写一些建议、意见。有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在山西调研《公司法》,我参加座谈并发表意见,会后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简报摘发了我的立法建议。2003年,山西省“非典”肆虐,人民惊慌,党政揪心,我奉命一个晚上起草了公告,第二天公布实施(即省人民政府第162号令)。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公布后,我亲自执笔,与监委、法制、卫生部门同志只用五天时间起草制定并公布了《山西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成为全国省级第一部贯彻落实国务院《条例》的政府规章,受到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肯定,对于全省有效防治“非典”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想那些年的立法工作,也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专业人才和知识,没有程序和制度,甚至于立法的依据也不是现成的,只有一条就是紧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大胆地探索前行。

四、开展政府法制方面的理论研究探索

改革开放与理论研究探索分不开。改革开放早期,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研究探索交流十分活跃,各种讲座很多,学会、研究会纷纷成立,开展活动多,外出交流学习也很多。在改革的大潮中,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我也是边工作边学习,特别是自学法律知识,结合实际围绕政府法制建设工作大胆开展理论探索研究。

1985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杭州市召开,我写的《关于当前经济法制工作的几个问题探讨》,首次提出法律法规不能只靠印发文件,应该公开公布,让所有执行者知晓。文章被大会选中印发,会后又有几个省作为他们省的会议材料印发。1986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律师资格统考,取得律师资格。

1987年,山西省召开改革与发展理论研讨会,我写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法制建设》,提出管理经济和企业不能只有行政手段,要加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在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文章还被选入《改革与发展》一书,并获得全省首次软科学研究成果奖。同年,我写的《试论经济犯罪的综合治理》提出对经济犯罪也要从法律制度教育管理等方面综合治理,不宜运动式,避免出现割韭菜的方式,在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讨会交流发言并获奖。上述两篇文章都在《经济师》杂志发表。

20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山西省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研究会秘书处日常工作,先后组织了首次全省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理论研讨会、首次地方立法经验交流会。这两次会议收到许多高水平的论文,得到社会充分肯定,后来所有论文都汇集成书正式出版。在2000年前又陆续组织召开了全省行政执法与监督理论研讨会、第四届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二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邀请全国十多位专家在山西作学术讲座。结合当时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我先后主编《政府法制工作手册》《行政执法实用手册》《行政执法知识》《地方立法30年》。组织编写并担任副主编的有《政府法律顾问》《农业经济法问答》《股份制探索》等,参与创办《政府法制》杂志,并先后担任副主编及分管负责人。发表法制论文杂文上百篇,利用业余时间作法制讲座及培训授课,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公布后,为各地各部门和单位作辅导讲座40多场。还受聘担任了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政治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并且融入其大潮之中,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以及思考和探索的收获都得益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系山西省政府原法制办副巡视员、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原省地方志办公室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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