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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四方之志”的两代人
2019/7/20 22:45:10  点击量:


王儒臣 史志山西

中国方志发展历史悠久,迄今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书达8500余种,文献浩瀚。其名称最早可追溯至《周礼》:“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方志的编纂同史书一样,肇始于官方,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重视修志并不亚于史书,由此涌现出一批方志贤人学者。曾任雍正年间陕西省按察使司分巡榆葭道副使的王凝及其3个儿子,正是身处康、雍、乾时期,顺应修志潮流,致力于方志事业的两代佼佼者。

王凝(1683—1745),字敬一,号南轩,祖籍山西省平定州城东南营人,生于书香世家,受祖辈家风家训的熏陶和平定古州尊师重教、崇尚文化的影响,自幼苦读诗经,明理大义,胸怀抱负。康熙五十年(1711),28岁的王凝太原乡试科考中举;康熙五十二年,进京赶考殿试名列第三甲,中试进士。康熙五十八年,王凝授清廷内阁中书职衔。雍正二年(1724),特授宗人府主事;雍正四年,擢礼部仪制司、户部云南司、礼部精膳司员外郎、郎中,是年底,受雍正帝引见,出授四川省成都府知府,年仅43岁。之后,授陕西分巡榆葭兵备道道台,擢任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兼摄榆林府知府。乾隆十年(1745),卒于榆林任所,享年62岁。由于他执政有方,政绩斐然,送行的平民百姓沿途哭泣告别,吊祭不绝,并将其牌位供奉于榆林“名宦祠”,倍加敬仰爱戴。清代重臣、著名学者纪昀,专门为其写下墓志铭,盛赞其一生的功德。

王凝在陕西为官期间,人脉和谐,政声卓著。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大量民生问题,王凝深入体察民情,为民请命,果断采取举措,加以解决。如,长期以来,陕西榆地无科第,他上任后便着手“立书院、修泮宫、延师教课、仍请另设木子号中额(指举人考试名额)”,从此,榆地首开科第之举,为培养境边地区人才奠定了基础。对“秦、晋沿边多私食,蒙古盐犯法者众”的问题,他利用分巡道兼兵备衔的职权,秉公执法,查办盐务,并直言极谏,主动上书建议:“秦延榆路、晋境边十八州县”,一律由官府从蒙古集中购盐,再分销到河东等地民众手中,此办法的实施,使民众食用蒙古私人贩卖之盐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严厉整肃了不法盐商。对秦河东境内遭遇特大旱灾的问题,他即下令:“所属开仓赈济”,救灾民于水火之中,又奏准郡属贫民北出郡界50余里,用于垦种荒地,以解决吃饭生存的燃眉之急。对潼关、陕州、榆林、宁夏、神木、绥德、米脂等地的一些不法商民,在驮运茶叶的贸易中,勾结当地行政官员,违犯法规,营私舞弊,盘验茶秤不严,不照例验引放行等问题,他于雍正八年(1730),顶住压力,毫不手软,直谏上疏陈奏雍正帝,实施整肃措施,革除积弊,适时“罢绥德州事周源抗远宪示竟不遵照验引放行之例,屡屡秤盘且将茶包拧库,阻滞商民不知意疑何为”,从此严加盘验茶秤,及时验放,使国家免遭经济损失……

王凝不仅为民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参与编修了雍正版《陕西通志》。雍正七年(1729),清廷敇各直省大吏纂辑本域通志。当时,王凝在陕西为官,“以副使任,任内改为榆葭道”。在筹备省府编修《陕西通志》工作班子时,专设监修、提调、编辑、采访、分编、订正、分校、收掌、校刊、绘图等多项职名,仅“采访”一职配备了各州、府、道三级20余名官员。其中,王凝以按察使司分巡榆葭道副使的身份被选中,专司志稿所涉各类资料的搜集和采编工作。雍正十三年,在陕西总督刘与义等人的主持下,集众手之力,纂修完成雍正版《陕西通志》(或名《敕修陕西通志》)。这部通志纪事止于雍正十年,是仿康熙本通志体例进行修正、勘误、补遗的,共100卷加卷首1卷,分32门类、178目。至乾隆中期,该志被《四库全书》收录,《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订古证今,详略悉当”之作。为现存明、清《陕西通志》中较为完整、卷帙浩繁、体量浩大、内容翔实、考证严谨、体例完备的一部地方文献记录。

在王凝精心教导和影响下,他的次子王执信、三子王执璧、五子王执蒲,均考取举人。后王执信被选拔为芮城县学教谕;王执璧被选为洪洞县学教谕;王执蒲先后被任命为壶关、繁峙县学教谕及太原府学教授等国职。三兄弟在晋地履职期间,不仅治学严谨、奉公敬业,而且钻研当地的历史典籍和历代志书,受到官方和教育界好评。乾隆年间,秉承父亲王凝在陕西的编志事业,王执信分别以生员、教谕的身份,参加了乾隆十三年(1748)《平定州志》8卷本和乾隆二十九年《解州芮城县志》两部志书的纂修工作;王执璧以举人身份,参加了乾隆三十四年《平定州志》10卷本的纂修工作;王执蒲分别以壶关县、繁峙县教谕的身份,参加了乾隆三十五年《潞安府志》40卷本和乾隆四十七年《直隶代州志》两部志书的纂修工作。

无独有偶,王执蒲在参与编写山西《潞安府志》《代州志》时,和父亲一样,职名同为采访者。王执信考取秀才不久,就参与乾隆十三年(1748)《平定州志》的纂修工作,到编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解州芮城县志》时,已担当重任,成为这部县志的“总纂修”之一。《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中,对王执信编志从教生涯作出如此记载:“品优学邃,多士景从,增修学宫,续纂邑志,其功尤多。”由此说来,在雍、乾时期,山西省平定州东南营王氏一门两代人,竟有父子四人不忘使命与责任,尽秉笔直书之力,共同投身于方志事业,成为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据目前搜集到的史料证实,他们父子历经半个多世纪,承载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共参与纂修了由官方组织的6部地方志书。仅清代乾隆时期,平定官府集体纂修的3部志书,就有两部是由平定东南营王氏参与编修的,充分彰显出其望族人士为“博物之书”所作的重要贡献。受“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的影响,这6部志书比以往官修的志书,在记述内容、编纂体例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都有所进步和发展,为后人的修志工作拓宽了视野,奠定了基础。

王凝和他的3个儿子,之所以能够走入政坛和教育界,并有幸参与晋陕两省6部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为家乡平定古州“文献名邦”赢得了荣誉,这是因为其两代人始终不忘修志者的使命和责任,始终信奉、践行平定古州“俗尚文而崇上进”的信念和作风。岂不知,王凝的祖上便在平定州东南营的宅屋专门设置塾馆,即“南轩先生读书处”;在本街东阁外建有“南轩主人芸香书塾”。这两处王氏家塾的设立,意旨供其家族子弟及早入塾,并教育子孙要专注“读书处”。这无疑为王氏后代步入理政、从教、修志生涯,编修“四方之志”创造了条件,也给后人留下一笔不朽的历史文化遗产。

志书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古人云,史重在鉴,志重在用。上述这6部志书,不仅传播了中华地域历史文化,而且对研究探索当代秦、晋文化,编修新时代地方志书,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

责编:张超